他是志愿军的参谋长，55年手下军长都授中将，他却为何只是少将？

提起解方这个名字，凡是对抗美援朝历史有所了解的人，都会知道他：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谋长、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参谋长，在3年的艰苦斗争中，曾协助彭老总指挥作战，为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功勋，不仅如此，他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我方代表之一，在谈判桌上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时光荏苒，将军的光辉却不褪色。

1950年6月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副军长解方，刚刚抖落掉解放海南岛的征尘，到武汉休养，朝鲜战争爆发了。

出于军人职责的警觉，解方立刻预感到这场战争对我国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，他顾不得继续休养，连夜给四野司令员林总写信，请缨北上，保卫东北边疆，不久之后消息传来，他被任命为13兵团参谋长。

这样的决定让他异常兴奋，但是参谋长的任命却多少让他感到一些美中不足。

说实话，他总想直接带兵打仗，哪怕职务低一些也亳无怨言，然而，纵观他的战斗生涯，总是出谋划策的角色多，而直接指挥作战的角色少。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，他先后在军内担任过358旅参谋长、东北挺进支队参谋长、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、12兵团参谍长，真可谓“老牌参谋长”了。

解放战争后期，解方有幸得到了一次直接带兵作战的机会，虽然是40军的副军长，他也倍加珍惜、竭尽全力，在两广战役、衡宝战役，特别是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，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作战指挥才能，同能征善战的韩先楚军长一起，创造了木船渡海解放海南的奇迹。

以致后来韩先楚将军谈起解方时，常赞不绝地说解方：有勇有谋，敢打敢拼，是个出色的指挥员，而解方的许多老部下则说：“跟着解方作战，心里踏实。”

几十年的戎马生涯，造就了他坚决服从命令的性格，立即打点行装，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不到满月的儿子，就匆匆忙忙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。

在朝鲜战场，每当彭总筹划一次战役，调整一次部署，常常这样说：“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”，这个“诸葛亮”就是指的解方参谋长。

两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并不相识，志愿军入朝后，解方一直伴随彭总左右，并以他超常的记忆、敏锐的思維、深逐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，很快赢得了彭总的信任和器重。

第一次战役发起前夕，战场的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，解方立即把急剧变化的情况向彭总作了报告。

报告中，他从敌人大举向北进犯的战略、战术，讲到敌人推进的路线和速度；从各路敌人的兵力、装备，讲到途经的地形、地貌，就连时间、地点、方位和敌主要指挥官的姓名、特点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
他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具体比较、分析敌我双方的强弱之积极建议趋利避害，扬长避短，充分发挥我军夜战、近战、善于穿插迁回、分割围歼的长处，避开或减少敌人空中和炮火优势对我的威胁，灵活机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。

解方的详尽报告和具体分析，为彭总指挥并夺取初战胜利，及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重要依据。

这一战，连续进行13个昼夜，共歼灭敌人1万5千余人，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，有力地粉碎了敌人企图于“感恩节”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。

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，解方尽心竭力出谋划策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，有人说彭总爱训人，但很少有人见到他训解方。

有一次，有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队出身，话还没说完彭总就火冒三丈，气愤地说：“旧军人怎么了？你看朱老总、贺老总，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？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，是个称职的参谋长！”

在后来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中，解方将军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过人才干，美国军事专家赫姆斯说：“解方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，令人望而生畏”；美军谈判苜席代表乔埃在回忆录中说：“解方，思维敏捷，很难对付，是谈判的主要对手。”

1952年，解方奉命从朝鲜战场回国，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、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、副院长等职。

到了55年授衔时，志愿军总司令被授予元帅军衔，四位副司令中出了1位大将和3位上将，就连解方手下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，那为何他是少将军衔呢？

其实，按照当时的授衔标准，准兵团级干部都可以评为中将，但解方早年出身于张学良的东北军，抗战爆发前才入党，缺少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，所以最后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而且排在700多名少将军之首。

1984年，解方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，享年76岁。